“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凭借炽热的爱国情，远大的目光，开阔的胸襟，果断的行动，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了中国发展的脉搏，他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把中国带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
邓小平的深圳足迹
邓小平一生有几次极重要的南方视察，特别是1992年那次举世瞩目的视察，推动改革深入，令世界震惊。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关于春天的故事。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工作，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与他同行。这时，一个人口不足三万的边陲小镇进入了邓小平的视野，小镇所发生的事件更引起了他的兴趣和关注。
事实上，小小的深圳在闭关锁国时的年代已很有名气，原因首先是中国大陆与香港仅有的两个陆路口岸都设在这里。20世纪60年代，曾拍摄过《秘密图纸》《跟踪追击》两部电影，许多人不仅从这两部风靡一时的“反特”影片中知道了深圳，而且还知道深圳是那些企图颠覆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敌特们出没的地方，是祖国的“反帝前哨”。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深圳先后发生过多起大规模民众越境逃港事件。到了1977年，逃港已成愈演愈烈之势，我边防部队对此已是防不胜防。据统计，自1957年开始，20多年里参加外逃的共计有119000余人次，其中逃到香港的就达6万余人！
改革开放前期，深圳建市。第一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带人去围堵逃港的民众。在当时，大规模集体逃港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广东省的领导同志在汇报工作时对此不能避而不谈。
邓小平听了，即刻插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接着，他又说：“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不解其意：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
10天后，邓小平离穗回京，留下这两句谜一般的话。
几天后，邓小平在广东视察的新闻照片冲洗出来了，望着这一张张色彩鲜明、主题鲜明的照片，特别是邓小平那睿智的目光，广东的同志似有所悟。
之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赴深圳调查，当地群众的收入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收入的巨大反差引起他的深思。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多港币。
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全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问题很清楚，所谓“反帝前线”的深圳，同时也是个经济“穷线”。吴南生亲自主持向中央写了情况报告。看了报告，广东的同志对邓小平的话已经似有所悟。
再以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重新得到确立。此时此刻，广东和深圳的领导同志终于恍然大悟！
1979年4月，邓小平又一次南方视察，在听取广东省的汇报后，他字字千钧：“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当年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次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自此诞生。
从此，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就从深圳开始，迅速推向了全国。 13年后的1992年——新年刚过，人们还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悦里。
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祖国的南方奔驰而去。
这是一趟没有车次编号的专列。除了中央机关和随行人员之外，谁也不知道专列上载的是谁；谁也不曾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隆重地载入史册。
专列上的主人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普通公民。
他虽已是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身体健康。他那宽阔的胸怀，睿智的头脑，他的雄才大略，他的远见卓识，他的刚毅品性，早已遐迩闻名，为世人所钦佩！
他选择新年伊始出京，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刚刚开始的1992年，将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要召开，它将是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的大会；国民经济“八五计划”进入第二年，结束治理整顿后的国民经济将迈上新的台阶；距离2000年已不足十年，实现改革开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任务更加迫切；香港回归祖国指日可待，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愈益显得重要……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形势来看，都是发展和壮大我们自己的大好时机。
此刻，他坐在南行的列车上，回顾1991年，展望1992年，纵观世界形势，思考中国未来，运筹着大计方略…… 他，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列车风驰电掣，邓小平开始了他富有历史意义的南方视察。
至今（或许以后若干年、若干代）大家之所以对这个事件记忆犹新，是因为邓小平的这个举动，在当时令所有中国人大感意外！也因为他那一路的讲话，具有异乎寻常的震撼力和感召力；还因为，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行动和那些出人意料的讲话，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一种拨正航向的作用。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新政治运动，从此偃旗息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从此理直气壮！那些心存疑虑的改革的先驱者，诸如深圳和珠海这样的经济特区，以及温州和泉州这样的民营经济繁荣地区，也都重振昔日雄风。从那以后到今天，邓小平一手开创的这种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竟能保持十多年而无大的起伏，甚至不会因为他告别人世而发生逆转，这不能不是邓小平的伟大之处！
于是，深圳改革和发展第三次提速！这一年6月28日，高10米、宽30米的邓小平画像矗立在深圳深南大道旁。画像前鲜花常艳、绿草常青，成了深圳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大约有百万以上的游人来此与这位世纪伟人“合影”留念。小平逝世后，这个数字更是逐年攀升，深圳各大旅行社早已将画像列为“深圳游”必不可少的景点。
1994年5月和1996年国庆节前，对宣传画的画面先后修改了两次。
为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周年，2000年8月24日晚上10时，用一幅簇新的大型宣传画《小平同志在深圳》换下了原来的宣传画。从此，由邓小平同志微笑的形象、深圳现代化的景观和鲜艳夺目的红杜鹃组成的这幅生动的画面，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象征。
新世纪第一个春节。鲜花盛放的深圳莲花山公园，自大年初一以来人流如潮。坐落在莲花山顶、用青铜铸造的邓小平塑像，背后是青青的翠柏，四周蝴蝶飞舞，海棠花怒放。背面的花岗岩上镌刻着邓小平的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邓小平的“浦东遗憾”
“南方谈话”之后，邓小平有一种深深的自责：“浦东开发晚了，这是我的失误。”邓小平的这句话明显透露出他的反思。“当时建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上、外资情况上考虑，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上海人聪明，你们失去了一次机遇。”他这样对上海的同志说，也好像在对他自己说。
在邓小平的人生履历上，上海是一个重要转折点。1920年9月11日，邓小平第一次来上海。当天，83名川中学子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据说，启锚时，大雨如注。年仅16岁的邓小平正是从上海踏上了走向世界、勤工俭学、探索中华民族解放道路的旅途，并在法国加入为之毕生奋斗的中国共产党。
1949年，担任总前委书记、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指挥了上海战役，使上海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1994年春天，当邓小平最后一次离开上海时，他留下了充满深情的企盼：“你们一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你们上海的最后机遇！”在长达70多年的时间里，邓小平曾数十次莅临上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1988年至1994年七年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更是每年都来上海视察。
1990年初，邓小平已经连续三年与上海人民共度春节了。邓小平面对世界的风云变幻，思索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这时，他把目光投向了上海，投向了浦东。3月，回北京后，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1990年4月，党中央作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
1991年2月18日，邓小平登上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一边眺望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一边嘱托身边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了，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虽说做好要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邓小平循循善诱，谆谆教诲，“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之后再次来到上海。指出：“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晚也有好处，起点可以更高，我相信上海可以后来居上。”他还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发展。”说到这里，邓小平亮出了底牌，“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邓小平还强调：“你们上海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治安将来要超过新加坡；到本世纪末，你们上海浦东及广东都要回答一个问题，你搞的姓‘社’不姓‘资’！而且你们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一方面讲综合实力，第二方面讲精神文明。”
1993年春天，邓小平在上海再次提醒上海的同志，要抓住上海发展的机遇，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
1993年年末，已经89高龄的邓小平又一次来到上海。12月13日，他冒着蒙蒙细雨乘车视察了新建成的上海内环线浦东段和浦东罗山路、龙阳路两座立交桥，接着乘车驶上了杨浦大桥。邓小平在桥上下车，迎着寒风，迈步走在杨浦大桥上。他眺望着日新月异的浦东，高兴地说道：“喜看今日路，胜读十年书。”他又握着大桥建设总指挥朱志豪的手说：“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我向上海工人阶级致敬！”这是他第三次到浦东。
1994年春天，邓小平最后一次到上海，看到上海的巨大变化，他高兴地称赞：“上海的工作做得实在好，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一位老人对共和国的殷殷之情和无限期望，感动着华夏大地。
正是江南好风景，东方风来满眼春。
邓小平的香港愿望
1997年7月1日零点，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从这一刻起，香港这个与祖国分离了一个半世纪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母亲宽广而温暖的怀抱。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世界的目光在这里聚焦。
飘扬了百余年的米字旗在这里缓缓落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紫荆花绽开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相伴下冉冉升起。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奏响了香港新纪元的序曲。
这是一个欢庆的夜晚，也是一个思念的夜晚。
倒计时的指针在维多利亚海湾威严地划动，世界肃立。黄河的浪啸翻卷《义勇军进行曲》的号子，一面旗帜披霞光万道，挥去百年漫长的阴霾而徐徐上升。她所升腾的高度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使一颗遗失久远的金纽扣，重新嵌回母亲的衣衫。
在回归仪式上，江泽民饱含热情地说道：“历史将会记住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邓小平先生。我们正是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指明的方针，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终于实现了香港回归祖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发出同样的心声：“在香港迈向新纪元的时候，我们怀着无限的敬意，追念最尊敬的邓小平先生。80年代初，经济增长迅速，香港人生活满足之余，焦虑不安地关心着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香港前途。邓小平先生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驾驭时代的宏大气魄，创造性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圆满解决了香港的前途问题。今天我特别高兴，卓琳女士能够来香港参加回归的盛事，我们对卓琳女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敬意！”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9世纪英国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把香港岛和九龙割让给英国。1898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新界”地区99年，从而侵占了整个香港地区。
毛泽东曾说过邓小平是开“钢铁公司”的，无论顶着多么大的压力，都寸步不让，他的意志是无人可动摇的。20世纪80年代，就香港问题，邓小平这位开“钢铁公司”的领导人与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面对面交锋——邓小平坚持“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1990年1月18日，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再次会见李嘉诚。李嘉诚对邓小平说，他和广大香港同胞对香港回归有信心，“长江”集团及他名下的分公司未来几年在香港的投资将进一步增加，将逾400亿港币。他说他的事业“正如一棵大树，根扎在香港。” 邓小平很满意香港同胞对香港充满信心，他对李嘉诚强调说：“希望香港稳定、繁荣。自己争取活到1997年，然后到香港看看。”
在小平的晚年，一直珍藏着两个心愿：他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
谁也没有想到，当1997年的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小平的心愿变成了遗愿……
（摘自《邓小平故居留言簿》，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