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上海时的陈毅夫妇
领导干部只会板起面孔训人，专整人家的思想，他自己就没有思想问题？……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像这样还了得？打起仗来谁来掩护你？不打你冷枪才怪哩！
——陈毅
首先拜访沈尹默
华东局随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的时候，决定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部，陈毅同志兼部长，副部长是潘汉年，我任秘书长。同时陈毅还亲自兼任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
陈毅特别重视对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工作。他从来没有随便叫学者专家和艺术家到机关来谈话，不是一一登门拜访，就是出席文教界集会，和他们谈话谈心。
上海解放后，他拜访了沈尹默。沈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教授等职务。陈毅同志曾在中法大学学习了两年，他和沈先生可以说有师生之谊。这次拜访由李亚农同志陪去，因为李亚农解放前即和沈先生认识，常有往来。陈毅同志亲切地对沈先生说：“党和政府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我进城后，访问知识分子，你是第一个。”陈毅同志和他谈了当前形势与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希望他到北京去看看，并且问他想做什么工作。沈尹默希望在文教方面工作，于是就请他担任了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陈毅同志拜访任鸿隽并出席“中国科学社”会议是我陪去的。任先生是著名化学家，与留美同学胡适、赵元任等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这次集会在枫林桥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举行，我记得与会的有张元济、竺可桢、茅以升、秉志、顾颉刚、罗宗洛、周仁、冯德培、王家楫、赵九章等。陈毅同志充分评价“中国科学社”与上海学术界科技界的成绩后，非常坦率地指出科学工作者必须有进步的人生观，进步的宇宙观和正确的政治头脑，才能有更大的成就。张元济先生代表大家讲话，表示上海学术界科技界要协助人民政府建设新上海。
张元济先生当过清刑部主事，戊戌4月28日与康有为共同被光绪皇帝召见。戊戌政变后，六君子被杀，遂被牵连，革职永不任用，于是脱离仕途，回沪，参加商务印书馆经营成立编译所，任第一任所长，后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不久，张老先生得了瘫痪症。我向陈毅报告以后，他就带我到花园坊张老先生住处探望，张老先生见陈市长亲往探视，兴奋不已，自从回到上海定居半个世纪之久，没有一位上海市长登门拜访，这是第一位，也是惟一的一位，叫他如何不感慨万端呢？陈毅坐在他病榻旁边，关怀地抚摩着他的手，亲切地低声问他的病情。张老认为瘫痪是不治之症，没有痊愈的希望了。陈毅安慰他：现在是新中国，和过去旧社会完全不同了。像张老先生这样的人才，是国家的瑰宝，一定要想法抢救治疗。在陈毅亲自关怀下，我奉命要卫生部门尽一切可能治疗。不治的瘫痪变成了可治之症，张老先生的身体逐渐有了起色。
我还陪陈毅同志拜访生物学权威专家秉志以及文教界其他著名人士。
“不要漏请一个人”
上海解放后第六天吧，市委宣传部、统战部、文管会和文化局向陈毅汇报文教工作，主要由夏衍同志汇报。他一身而兼三任：中共市委宣传部长、文管会副主任和文化局长。我补充了一些文教界统战工作情况。陈毅听了以后说，你们提的这些认为难以处理的人，都是知名人士，这些人一不跟蒋介石去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有爱国心，只要他们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有的还可以重用，而且还要考虑到他们生活上学习上研究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他要宣传部和统战部共同拟出一个名单，召开文化界座谈会，他准备出席。他说，这个会应该早些开，参加的人要包括科学家、学者、专家、教授、作家、艺术家，还有中小学教师也要请来，人多一点不要紧。他着重对我说，所有在上海的文教界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都要请到。宣传部和统战部拟好名单，夏衍和我把一百多人的名单送给陈毅。他亲自审阅，问了一些人的情况，又补充了少数人，并说：不要遗漏任何一位应该邀请的人，“一人向隅，则举座为之不欢。”
开会的那天，我陪陈毅同志到了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九楼。陈毅用谈心的方式讲话，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因参加反蒋爱国斗争，曾经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关押，他站起来激动地说：“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们解放了！”话音未落，陈毅接上去说：“不要说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
“交响乐团是好东西”
解放初，上海电影院上演的多数是美国片子，剧院、书场里上演的都是旧剧目。从解放区来的文教接管人员理所当然地看不惯，有人主张禁一些戏，有人赞成没收一些场所，有人希望杀一儆百。夏衍请示陈毅，陈毅说：“上海有几十家戏院、电影院、书场、大世界之类的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依靠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发生吃饭问题。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那时候你再跟人家谈工农兵，人家就会打破你的脑壳。把什么都反掉是容易的，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逐步地改就不容易。”夏衍根据指示照办了，否则那三十万人真的会掀起轩然大波。
上海租界工部局有个铜管乐队，逐渐发展为上海交响乐团，全团有1/3成员是外国人，首席指挥是意大利的音乐家，第一小提琴手是匈牙利人，这个交响乐团在中国是第一流的，在远东也是首屈一指的。接管人员认为成员复杂，对外籍人员很难处理，又是工农兵听不懂的洋玩意儿，没有请示，擅自解散了。陈毅听到这件事，立即把夏衍找去，严肃地说：“交响乐团是个好东西，这个乐团为啥子要解散嘛？交响乐是文化，是艺术，是武器，就看你演奏的是什么东西。用一些外国人怕啥子？这些人也都是艺术家，你可以让他们为我们服务嘛。你是主管文教接管的，你就有责任。要赶快下命令，把它收回来！”夏衍马上查问，把解散了的交响乐团收了回来。
陈毅对电影特别注意，我和他一起看过不少电影和戏，他从没有用行政手段处理任何艺术节目。但是他有什么意见，都会坦率地提出来。有一次，电影界在白杨家里宴请周总理和陈毅，谈到当时上演的电影中的领导干部，陈毅收拢手里的大折扇，激动地说，“我憋了好久喽，没得机会说。你们电影里演的那些领导干部，我一看就有气，他一出场就把手背在身后，说话装腔作势，总是端着个架子。”这时他站了起来，模仿演员的动作，认真地说：“领导干部只会板起面孔训人，专整人家的思想，他自己就没有思想问题？也没有感情？也不通人情？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像这样还了得？打起仗来谁来掩护你？不打你冷枪才怪哩！”
大资本家设便宴
文教界的人士喜欢听陈毅讲话，工商界人士更喜欢听。他在产业界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香港，那些跑到香港的上海民族资本家又纷纷从香港回到上海，其中有著名人物刘鸿生。他曾经是“开滦矿务局”总公司买办，白手兴家，渐成巨富，人称“煤炭大王”。国民党败走台湾时，不让刘鸿生留在上海，迫使他去台湾。他不肯去，就住到了香港。香港也非久留之地，他让儿子刘念义征求人民政府的意见，他可以不可以回来。陈毅市长表示欢迎。刘念义从上海去香港，接他爸爸回到了上海。刘鸿生继续经营刘氏企业，被选为人民代表和市政协副主席。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发电厂时，刘鸿生接到特务寄给他的一封信，里面有一粒子弹和一封短信：“刘鸿生，这就是你的下场！”他写信给陈市长，并附去了特务的威胁函。他说：“陈市长：我过去跟国民党走了几十年，他们干尽了坏事。共产党、人民政府是太阳，我决心跟你们走。如果你们被迫再打游击，我也决心跟你们走！”这代表了当时上海爱国产业家的心声。
荣毅仁想请陈毅、潘汉年这两位正副市长吃饭，谈谈工商界情况，并反映一些问题。他通过盛康年和我们联系。解放初，有些同志在和工商界人士往来时有思想顾虑，怕中“糖衣炮弹”。我把荣毅仁的邀请和个别同志的顾虑向陈毅报告了。他严肃地说，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现代工业的第二位，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上海刚解放没两天，不是在中国银行楼上，我们和资本家见面了？不是能不能和资本家往来的问题，而是要加强和资本家往来，打破他们顾虑，团结他们，恢复生产，建设新上海！
不久，陈毅、潘汉年就应邀到荣毅仁家作客去了。当然，少不了盛康年等，而我也陪同在座。那是家庭便宴，吃的是地道的无锡菜。看得出，大家的心情都很快乐。
摘自《往事回首录》周而复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10月版（三册）8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