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征》封面
采访危秀英的那天，南昌大雨如注。叩开房门，记者看到，躺在病榻上的危秀英，睡得恬静安详。她已经病了很久了。
坐在老人用了十几年的竹凳上，在她那个简朴得近乎简陋的家里，她的女儿危敏向我们讲述了母亲漫长人生征途上的一个个传奇而感人的故事。
毛泽东对她说：矮子，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红军走了你还得被卖掉。
像大多数女红军一样，危秀英也是童养媳出身。
危秀英半岁丧母，6岁那年，父亲因为还不起债，9块银元把她卖到兴国当了童养媳。长到9岁，在婆婆竹梢的抽打下，她就开始挑水、烧饭、洗衣、砍柴……她悄悄地把父亲教她的那个标志着自己出身的“危”字，用瓦片画在睡觉的墙角下，害怕有一天会忘掉。
因此红军到兴国时，无需多少动员，1930年10月，她剪掉长发并用头巾裹上，以免家里发觉（会打她），偷偷地来到红军总部，红军把她送回家，她还是坚持要参加红军。她的主人家终于发现她的意图，有个朋友告诉她，主人家准备杀死她，危秀英把这个消息告诉红军后，红军才接受了她。
她给自己起名叫“秀英”，意思是要做一个优秀的人，英雄的人。
1932年4月，危秀英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1933年3月，又调到中共江西省委任妇女部干事。
长征出发前夕，危秀英家里又把她卖了。红军再一次解救了她。几十年后，老人还感激地回忆说，是毛泽东对她说：矮子，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红军走了你还得被卖掉。
从江西瑞金出发时，红一方面军8.6万余人的队伍中，只有32位女红军，有两位出发不几天，就因病回了苏区，因此，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中，女红军只有30位。
老人的回忆显示，对女红军来说，参加长征是要经过严格挑选的。第一要政治思想好，是共产党员；第二要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第三要身体好，能扛东西会走路，连体重差一点都不行。
有100多人参加了体检——对她们中的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体检。结果，只有20多人合格。加上免检的在中央机关和军队中工作的大姐，只有32人被批准参加长征。连党的元老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也被刷了下来，据说是因为体重差1斤。
刘少奇见她个子矮小，却总是背那么多东西，跑得还那么快，常常叮嘱：秀英，慢慢走，慢慢走！
危秀英被编入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踏上了长征之路。她承担着照顾四个伤员的任务，不但要找到民夫抬四副担架，而且还要做伤员和民夫的思想工作，一般都要与民夫一道共抬担架。而宿营时，她还得先安排民夫的吃住。
长征路上，刘少奇见她个子矮小，却总是背那么多东西，跑得还那么快，常常叮嘱：秀英，慢慢走，慢慢走！
有一次，危秀英负责的担架有两副掉队了，她赶紧返回去寻找。找到后，赶追队伍的路上又突然遭到敌机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夫没经受过这样的场面，飞机一来，扔下担架便跑，一下子就跑掉了3个，剩下的一个说自己没力气，不肯走了。当时，担架上邓发的妻子陈慧清刚生过孩子，根本无法行走。危秀英将陈慧清背至隐蔽处，又安置了另一个伤员，然后取下自己的半袋子干粮，让那个民夫坐到隐蔽处边休息边充饥，然后慢慢做他的思想工作，从自己的身世说到红军的宗旨，眼下遇到困难，那民夫听了后，不但自己不走了，而且还在附近找回来另外两个民工。危秀英于是和他一起共抬陈慧清，翻过两座山才追上队伍。23年后，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紧握着危秀英的手说：“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长征路上一分手，我还没向你说句感谢的话呢！”
有一次，打退敌人的偷袭后，危秀英主动返回原路收容失散的同志。她发现有位正发着高烧的战士斜倚在路旁的坡坎上喘气，挪不动步，他就是廖志高。
危秀英赶紧给他喂水，然后将他身上的行装全部取过背上，搀着他就走。后面传来枪声，敌人追了上来。那战士挣扎着说：“快把我放下，你个子这样小，这样，连你都会垫进去，我不能连累你。”
危秀英一时也不便说那么多，便用命令的口气说：“什么你呀我的，让你走你就快走！”这样，她连拖带背，以树丛做掩护，竟然帮助他翻过了两座大山，并帮助他回到了所在部队。也许这样的事情太多，危秀英本人并不记得。
其实，危秀英在长征中，何止救过廖志高一个人！
病榻上的危秀英，看起来只有不到1米4的身高。记者简直不能想象，这样一个瘦小的被毛泽东、朱德等人戏称为“矮子”的姑娘，被美国记者索尔兹伯在他著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形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的她，是如何在艰难行军中，担负起那些救人的行动的。
长征前，在宁都工作时曾亲眼目睹了邓小平被撤职批斗的会议；为了请邓小平吃一顿秘密午饭，几乎是跑着去买东西，又跑了几十里地去邀请。
还是长征前，在宁都工作时，危秀英曾亲眼目睹了邓小平被撤职批斗的会议。
邓小平是因为“江西的罗明路线”而被撤职的，撤职后在宁都的一个乡里劳动。蔡畅知道后，就派危秀英去那里了解几个妇女问题——实际上，她是要让危秀英去看看曾同在法国留学的邓小平。
老远，危秀英就看到邓小平在一个光秃秃的山上开荒，头戴斗笠，脚穿草鞋，颈上系一条白毛巾……“秀英，你来这里干啥子？”看见危秀英，他停下手中的锄头问。“蔡畅同志派我到这里检查妇女工作，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你呀！”危秀英问：“邓部长，你身体还好吗？”“你检查啥子工作啊，是不是蔡大姐叫你来看我的？”邓小平一眼就看穿了。
“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劳动任务很重，吃不饱饭，肚子好饿。”临行前，邓小平告诉她。
“我回去跟蔡大姐一说，蔡大姐就让我去她抽屉里看还有没有钱。”危秀英后来回忆道，当时，蔡大姐和李富春每人二分钱的伙食尾子，一分交党费，一分零用。危秀英一共找出二分，李富春也找出二分。“蔡大姐让我上街买两分钱的猪肉，其余的买大蒜、辣椒。东西买回来后，蔡大姐炒菜，煮了一脸盆干粮，用禾草捂上，叫我去叫小平同志来。”
从省委机关所在地的七里村到宁都县城，整整七里路。危秀英几乎是跑着去买的东西。回来后，她马不停蹄，又往刚刚用两个小时跑了一个来回的邓小平劳动的地方跑去。
“秀英，”还没拐弯，后面又传来蔡大姐的叫声。
“刚才忘了告诉你。第一，你见到小平时请转告他今天中午十二点半来省委吃饭，由我和富春两人作陪。为什么要十二点半来呢？因为这时大家下班吃完饭都午休去了，正好利用这个无人的机会来我家里，吃完饭两点以前可以离开，这样别人看不到，也不会有影响，懂吗？第二，见到小平时，告诉他不要同你一道走，最好保持一定距离，不要被别人发现是我叫你陪他一起来的，以免人家向临时中央告发我和他划不清界限；第三，请交待小平同志从省委后门直接到我的住处，千万不要走省委前门进来，免得人多眼多，到时反映上去说不清。”
危秀英回忆说，小平到了后，自己就在后门放哨。那天，蔡大姐一共炒了三个菜，还有一壶水酒。几个月没闻肉味、没尝酒香的邓小平胃口好极了。临走时，蔡畅又用罐子装满了猪肉炒大蒜辣椒、炒鱼干，用布包好送给邓小平。
采访结束后，记者再次走进老人的卧室里，默默地向老人道别。老人沉沉地睡着——想到这位走过了长征路，打过游击战，工作岗位北到东北、南到海南岛，一生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老人，可能从此再也不会清醒过来，心中一阵伤感。（摘自《我的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